龙应台:胡美丽这个女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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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属分类:情感口述

和你一样,我有八年的时间没见到胡美丽。和你一样,我也想问她:这八年你到哪里去了?

巴金的名言。

我们坐在她卧室的长窗边,阳光在下午两点钟照射进来。想想看,冬天的阳光!我们都面向太阳,眯起眼睛。

德国的冬天让人想自杀,她说,你知道吗?今年12月,整整一个月,我们这里的人平均总共享受了19个小时的阳光,19个小时!在过去的12月,平均日照时间为38小时。

当我看着她的时候,阳光里有一张40岁女人的脸。皮肤的弹性和张力放松,额头和眼角布满皱纹,眼袋浮动。

你很憔悴,胡美丽,我说。

她暴躁地看了我一眼;你还得说吗?我们是每年回中国一次的最倒霉的候鸟。当我们到达台北时,每个人都抬头看你。第一句是“你好憔悴!”因为他们每天看着对方,不觉得自己老了;我让他们一年看一次,每次都对比去年的印象,所以每次都像鬼一样说:“哎呀,你好憔悴!”!就好像自己的青春是永远的!

她半认真地抱怨,然后她八岁的儿子进来问:“妈妈,我们可以看电视吗?”她鼓起眼睛,凶狠地看了一眼。“还没到看电视的时间。不同意每天从四点看到五点。现在才两点半,你懂的!”

大儿子撅着嘴走了出去,而四岁的儿子则用四只脚爬进来,在胡美丽的脚边磨来磨去,嘴里还尖叫着。妈妈笑着要抱他,他挣扎着不让她抱他,说:“你不抱我,我是你的猫,你扔给我一条鱼吃——”

直到两个孩子都去隔壁玩,我才有机会问她:为什么她消失了八年?

我吗?她把腿放在另一把椅子上,头向后仰在怀里,脸仍然对着太阳。我吗?中年危机中,处于中年危机中的人如何写作?

中年危机八年?我在犯傻,是不是有点太久了?

以下是胡美丽在那个阳光明媚的冬日下午对我说的话。她穿着又脏又旧的牛仔裤,光着脚靠在椅子上,面对着阳光灿烂的脸,看起来还是那么任性。

龙应台,她二十岁的时候,我以为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,就是被人贩子卖了,成了军妓。我有办法重新站起来。只要我有意志力,人随时都可以自救。是堕落弱者的自愿选择。

三十岁了,我觉得女人只要有觉悟,就能改变社会,改变自己。为什么八年写《美的权利》?因为当时台湾省还有女员工因为结婚怀孕被迫辞职——那是九年前的事了,九年后这种情况有没有改变?不要。去年有一个。这相当于证明写文章没用。

只有半个女人!其实有很多女人喜欢做男人的一半,也有很多男人喜欢做女人的全部,这没问题,但是也有很多女人不想做别人的一半,而只想做自己的全部。一个公平的社会也一定要给这样的女性充分发展的机会,对不对?

“美的权利”就是“充分发展的权利”。当时我希望看到的是,有一天,你问一班外语系的应届毕业生,“毕业后想做什么?”,没有三分之二的女生会告诉你她们想在贸易公司当秘书!

当然,我并不是说所有这些女性都应该换个说法,说:“我们要当老板了。”世界上没有那么多老板,无论男女。然而,这种社会结构承认老板是男人做的,秘书是女人做的,女人无疑承认并接受社会赋予她的角色。这个社会是不是太陈腐了?

我想,有了女性的意识和人的意志,这个陈腐的社会是可以改变的,而且已经改变了。至少,没有一个大学校长敢在会上叫我“阿花”或“小姐”。你不能不说这是进步。

但这是什么进步?《美的权利》这本书我还没看完,应该挨骂的人也没注意到。我是一个母亲,我对美的权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。

生完孩子,可以说霍尔蒙在上班。我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自己的孩子,而不仅仅是自己的孩子。我忍不住看着走在路上的孩子们,又喊又笑。几年来,我一直在思考是否要收养一个不幸的孩子,让他分享我溢出的母爱。只是因为对自己的体力不够信任,所以没有付诸行动。嗯,这样爱孩子的人当然不愿意把孩子交给别人抚养。对我来说,现在享受它们已经太晚了!

感谢上帝,让我做一个全职妈妈!

哎呀!你为什么要照顾孩子?爸爸在哪里?你应该和他对半分!

一个22岁才华横溢的新欢女性,我问。她在大学学习建筑,会说四种语言。她将来会成为世界级的建筑师。

诶——因为我喜欢孩子,我喜欢看他们在公园里跑,听他们咿呀学语,看他们吃得好,看他们睡觉的脸,特别是抱着孩子的感觉,可是我爸爸的50%?少女振振有词:你的女权在哪里?

我的女权主义——我对她有点恼火——我的女权主义要求的是,社会给有不同需求的女性发展潜能的机会。我现在想发挥的是全职妈妈的潜力。做父亲的人恰好没有我这样强烈的需求和利益,所以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公平分配。五十是假平等,满足个人需求的才是真平等。你明白吗?

未来的建筑师不置可否。

一位不熟悉的台湾省的来访朋友进来,看到两个孩子又蹦又跳,马上问:“谁来带孩子?”

不好意思,是胡美丽自己带来的:住在家里的所谓“保姆”其实只打扫卫生。这世界到底怎么了?似乎多受一点教育的女人就应该不屑做母亲。我出生,我爱养,怎么样?

然后,渐渐地,我觉得可以出去教一两个班,偶尔去旅游三四天透透气。照顾孩子是全职的,所以我必须休假!

现在,轮到父亲振振有词了:你怎么能走?孩子呢?

我说,保姆可以暂代呀!你可

龙应台:胡美丽这个女人我说,保姆暂时可以!你可以

以早点下班帮忙呀!

不,男人说,孩子需要妈妈,保姆没有替代品。至于我,我下班回来,累得连孩子都照顾不了。

胡美丽呆在现场。

于是我对着那个男人咆哮道,嘿,我通常承担90%的养育孩子的责任,是因为我喜欢,而不是因为我“活该”,你明白吗?现在,我只想把我的角色改成70。你挑了30%,还抱怨?你太过分了!

和男人打架的时候,有一天我带着孩子去澳大利亚朋友家参加聚会。我的女主人安妮给我介绍了另一位客人,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,他似乎是一位成功的商人。当安妮说“美女是作家”时,成功人士和蔼地回答道:

“很好!那你就可以多赚一些钱,帮孩子交幼儿园的学费!”

50岁的我,面带慈祥的笑容,充满自信地看着这个成功的德国男人,张口结舌。

如果安妮介绍了一个男人,如果安妮说:“这个李大为先生是个作家,”这个成功的男人会善意地说:“很好,李大为先生,那么你可以多赚一些钱来帮助你的孩子支付幼儿园的费用?”

看着这个人的脸,我真的可以扇他一巴掌。然而,我只是诧异地看着他。同时,我明白这真的不是他的问题。他身后站着成千上万的男人——德国男人、中国男人和世界上的男人——用同样的眼睛看着女人,善良、友好、绝对居高临下的眼睛。在金殿大酒店灌醉女秘书并强奸她的男子一定也有类似的设想。

回家后,我想和这个男人在家里继续战斗。晚上,该男子回来了,眼睛布满血丝,疲惫不堪,睡眠不足,头痛欲裂,情绪低落,因工作压力双手微微颤抖,因缺乏新鲜空气和运动,心脏开始不规则跳动,像泄气的皮球一样被遗弃在角落里。

你说我应该和他一起争取我应有的权利!现在,我应该对他说,我带了一天孩子,现在轮到你做男人了。然后我砰的一声关上门,去看电影,或者拿起行李去机场。

但是我没有做。我给他倒了一杯酒,在浴缸里放了热水,在热水里滴了一些绿油,准备了一叠睡衣,然后叫他。当他进入浴缸时,我说:“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,你会在五十岁之前死于心脏病。”

所以,你问我,我愿意让孩子从此锁在家里吗?不,我不在的时候,保姆会帮我做的。

保姆,和我共同承担孩子的责任,筋疲力尽的男人也得到了一点休息;就这样,我暂时解决了自己的问题,却没有回答这个时代新女性的任何问题:有孩子的男女如何在养育孩子和追求事业之间找到平衡?国家必须干预到什么程度?如果一个男人不能自由选择,那么他主宰外在,女人主宰内在是不公平的。但是当男人和女人都主宰外在的时候,谁又会主宰内在呢?如何与楼主“内”平起平坐?

谢天谢地,我能请得起保姆,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用我的方式解决问题。我爱孩子,所以不忍心把孩子托付给别人照顾。我热爱我的工作,所以我不愿意为了我的孩子完全放弃我的事业。我提倡男女平等,所以我不允许男人认为“外男内女”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。然而,当我面对一个男人因工作压力而疲惫的脸时,我不忍心在他的肩膀上再施加一次压力,即使那是属于他的。

也就是说,我很矛盾,很迷茫,一旦成为所谓的新女性,我就不知所措。一个如此矛盾、迷茫、不知所措的人,如果她继续写文章告诉她的读者女性应该如何做女性——难道她不是一个伪君子吗?我可能不聪明,但我不能虚伪。

所以到了40岁,我发现一旦加上孩子,男女平等的问题就变得复杂了一倍。更何况人到中年,难免会问:路的后半段还这样走吗?现代人怀疑一切,质疑一切,尤其是婚姻制度。在我看来,婚姻与个人的关系就像国家机器与公民的关系。一个人需要安全,所以他需要婚姻和国家。然而,人们向往自由,随时都有逃避婚姻、抗拒国家机器扩张的欲望。像国家机器一样,婚姻是一种必然的罪恶。

我自己?我是荒野中的一只狼,晚上喜欢一个人走,尤其是月夜有哨声的时候。

你不用问别的。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问题,只有自己知道答案。或者不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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