减负是套路 增压是压死骆驼的稻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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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属分类:心情随笔

中小学“减负”是个时髦的概念,有事没事就被拉出来遛遛,但现实往往并不尽如人意。

有人说小学生减负的难度堪比楼市调控,《光明日报》还给过一个对联,叫“年年减负年年负,岁岁出招岁岁糟”。

今年,又冒出来个“新”概念,与“减负”交相辉映——“增压”。当然,与“中小学”对应,“增压”前面也有定语——大学。

此言一出,朋友圈便一片哀鸿遍野,其状可怜,其情可哀。

“减负”有毛病吗?“增压”有毛病吗?

为繁忙的中小学生减轻课业负担,为无所事事的大学生提升教学内容质量和数量。表面说辞看来都并无逻辑硬伤。那问题究竟在哪里?

观念有正确和错误之别,而比错误观念更可怕的是虚假观念。

何为“虚假”?“虚假”就是明知故犯,抓住一个漏洞,声东击西,博人眼球,实则一拳打在棉花上,有劲儿也使不上

教育体制不改革,减负与增压根本是个“伪命题”。

不往多了说,就谈三个现实情况——只要这三种大山撼动不了,闹得再锣鼓喧天也只是表面的尘土飞扬。

第一,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制度——一考定终生,一张考卷决定未来。高考改革叫嚣了许久,各种试验纷纷落地,但效果如何,还不好说。

第二,家长和学生的脆弱性——无法承受多重选择。这种焦虑是社会性,认为考上大学才有可能成才。

第三,单一的评价体系——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。为什么这句沾满唾沫星子的话还拥有如此大的市场?主要原因是“学而优则仕”,现在的社会还在靠权力配置资源,有权基本等于有钱——这背后奥秘自不必多说。

这三种情况不改变,减负与增压便只能沦为自以为是的蜻蜓点水。

回到课业负担这个“真”问题,环绕这个主命题的,是若干附命题:为谁减负?谁在减负?为谁增压?谁在增压?

回答这些问题,首先需要聚焦并厘清两个基本前提:

第一个前提,必须承认,只要涉及“学习”必然带来一定课业负担(压力)。负担与压力对于学生是必不可少的,这是学生知识习得的重要手段之一。关键在于“量”是否合适。

所谓“减负”,是减去过重的、不必要的课业负担,而非大跃进式地从一个极端(繁重的课业负担)到另一个极端(盲目力倡“零负担”)。所谓“增压”,也必要经过“减负”,减去水课、烂课。

第二个前提,“减负”与“增压”必须尊重“个体差异”。同样的课业,压在肩膀上的“负担感”却往往因人而异。

对有些学生而言,可能恰到好处,而对有些学生而言,可能是生命的不可承受之重,与之相反,对有些学生而言,则可能是不可承受之轻——他们甚至可能处于“吃不饱”的“饥饿”状态。

在众口难调的现实中,千人一面的同等份量只能造成一个恶果——撑死胃口小的,饿死胃口大的。

Cara Gonier ???

以上两个前提,谈的是“为谁”减负增压的问题。另外,尤其要关注“谁在”减负增压这个问题。

学校是“减负”“增压”的试炼场,教师是执行者。可教师同样存在“个体差异”,这一点往往被忽视,若“减负”“增压”工作被“一刀切”,无论哪个层次的教师,工作负担毫无二致,结果往往是殊途同归,工作愈久,倦怠感愈增——死气沉沉的课堂,不知觉中加重了学生的负担。

减负减的是学校的“负”,但可能加的是教师与学生的“负”。增压更不必多说。

毫无疑问,家庭是“减负”“增压”的第二战场。家长是又一执行者。鉴于大学时期家长的约束相应地变小,这里主要谈“减负”。

现实情况是,家长这一“执行者”往往变成“破坏者”——以致“减负”最终沦为孩子“幸福的灾难”:在被“减负”的学校里,孩子的学习生活可能是幸福的,但一回到家里,则又要承受甜蜜痛苦——恐慌的家长早已自作主张地为他们报了各类辅导班、特长班。

吊诡的地方在此,负是减了,竞争还在继续——课内的损失要课外补。看似减负,实则暗地里加负。

减负减的是学校的“负”,但可能加的是家长与学生的“负”。

总而言之,如何把握好教育松与紧的“度”,如何有效结合知识教育与经验教育,是教育专家们以及政策制定者必须好好研究的问题。

什么是“伪命题”,什么是“真问题”,都要细致分析,否则鼓噪一番,不过掀起一片风尘——污染环境不说,还容易迷了无辜路人的眼。

动动嘴皮子容易,拍脑门决策也容易,而被遛来遛去、心惊胆战的小孩子们和大孩子们,便成为不成熟教育方针的牺牲品。

在这时——减负不过是套路,而增压,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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